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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特雷西: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2019-06-03 21:20:13 作者: 詹姆斯·特雷西 評論: 字體大小 T T T
理解美國在心理戰、輿論戰、(虛假)信息戰方面的經驗和手段,是正確理解客觀世界運作規律的必要步驟。本文羅列了中央情報局滲透和控制媒體的50個基本事實,以供讀者觀摩借鑒。

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來源:風云之聲 作者:詹姆斯·特雷西

【導讀:美國高度重視“信息的武器化”,并將“認知戰爭”作為21世紀戰爭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理解美國在心理戰、輿論戰、(虛假)信息戰方面的經驗和手段,是正確理解客觀世界運作規律的必要步驟。本文羅列了中央情報局滲透和控制媒體的50個基本事實,以供讀者觀摩借鑒。本文也是“盜夢空間”系列的開篇,系列名稱取自于好萊塢同名電影“Inception”。筆者有感于過去幾十年間,中國人的思想乃至語言在不知不覺中被人顛覆改造(參見邊芹女士的一系列著作《被顛覆的文明》、《誰在導演世界》、《被策劃的中國文藝》等),遂取電影開篇點題之語警醒同胞:“想法就像病毒。堅韌而有感染力。一個想法的最微小種子也能成長。它會成長起來,或者定義你,或者摧毀你”。】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譯文】

原文鏈接: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e-cia-and-the-media-50-facts-the-world-needs-to-know/5471956

作者:詹姆斯·特雷西(James F. Tracy),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2018年1月30日

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背景】

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教授的這篇文章首次發表于2015年8月,它與針對另類媒體和獨立媒體的“反假新聞”活動特別息息相關。

諷刺的是,媒體對中央情報局秘密支持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ISIS)一事的掩蓋,正是由中央情報局負責,而負責監督主流媒體的也是它。

【正文】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央情報局一直是美國國內外新聞媒體的主要力量,對公眾日常所看、所聽、所讀的內容施加了相當大的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公關人員和記者們都會斷言,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關系,但這段他們很少承認的親密合作的歷史,卻展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事實上,媒體歷史學家們并不愿意去深究這個故事。

認真實踐的新聞行業涉及收集有關個人、地點、事件和問題的信息。從理論上來講,這些信息可以告訴人們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從而加強“民主”。這正是新聞機構和獨立記者被情報機構視為資產的原因,正如德國記者烏多·烏夫卡特(Udo Ulfkotte)的經歷(下文第47條)所示,這種做法在今天至少和在冷戰巔峰時期一樣普遍。

想想看吧,2000年和2004年的選舉舞弊,2001年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敘利亞的局勢不穩,還有“伊斯蘭國”的創建,這些都遭到了掩飾。這些都是近期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恰好也是美國公眾完全不了解的事件。在這個時代里,信息和通訊技術無處不在,許多人都產生了自己充分知情的幻想,所以我們必須問為什么這種情況會持續存在。

此外,為什么著名的美國記者們通常不會去質疑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塑造了美國的悲慘歷史的其他深刻事件呢——比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政治暗殺,或是中央情報局在國際販毒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民間和學術界的評論者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原因,來解釋主流新聞界在這些領域中幾乎普遍的失聲,諸如新聞演播間里的社會學、廣告壓力、壟斷所有權、新聞機構嚴重依賴“官方”信息來源、以及記者對職業發展的簡單追求等等。無疑還有專業公關操作的影響。但這種廣泛的沉默密約表明,另一種范圍內的欺騙被審視得太少了——特別是中央情報局和類似的情報機構持續參與新聞媒體,以普通公眾幾乎無法想象的方式塑造其思想和觀點這一點。

盡管遠非詳盡無遺,但以下歷史事實和當代事實,給我們提供了一份概覽:這些部門擁有的權力是如何影響——如果不是決定的話——大眾記憶的,以及受人尊敬的眾多機構認為什么才是所謂的歷史記錄。

1. 研究人員長期以來均公認中央情報局的知更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譯注:知更鳥行動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一項大規模計劃,企圖通過操縱新聞媒體達到宣傳目的)是一塊基石,說明了中央情報局對美國主流媒體的明確興趣以及它與主流媒體之間的關系。知更鳥行動源自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Office for Strategic Services,OSS,1942-47),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建立了一個由新聞記者和心理戰專家組成的網絡,主要在歐洲戰區運作。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1:知更鳥行動(圖片來源:中央情報局“家傳珍寶” [3])

2. 在戰略情報局主持下建立的許多關系通過一個國務院運作的組織——由戰略情報局工作人員弗蘭克·威斯納爾(Frank Wisner)負責的政策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Policy Coodination,OPC)——延伸到了戰后時代。

3. 政策協調辦公室“成為了新生的中央情報局中增長最快的單位”,歷史學家麗薩·皮斯(Lisa Pease)指出,“其人員從1949年的302人增長到了1952年的2812人,此外還有3142名海外合同人員。同樣在這一時期,其預算從470萬美元增加到820萬美元”。引自麗薩·皮斯,“媒體與暗殺”,收入詹姆斯·迪尤金尼奧(James DiEugenio)和麗薩·皮斯所著《暗殺:一份探索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和馬爾科姆·X被刺殺真相的雜志》(The Assassinations: Probe Magazine on JFK, MLK, RFK and Malcolm X),Port Townsend,WA,2003,300頁。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2:《暗殺:一份探索肯尼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羅伯特·肯尼迪和馬爾科姆·X被刺殺真相的雜志》

4. 和許多中央情報局官員一樣,最終入圍的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也是被他本人在合眾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柏林局的主管從記者中招募的,他被招募參加戰略情報局剛起步的“黑色宣傳”計劃。“你天生擅長這個。”赫爾姆斯的老板評論道。引自理查德·赫爾姆斯,《回顧:在中央情報局的一生》(A Look Over My Shoulder: A Life in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New York:Random House,2003,30—31頁。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3:《回顧:在中央情報局的一生》

5. 威斯納爾利用馬歇爾計劃的資金來支付他所在部門的早期費用,他們將這筆錢稱為“糖果”。“我們根本花不完。”中央情報局特工吉爾伯特·格林威(Gilbert Greenway)回憶道,“我記得曾經跟威斯納爾和審計員會過一次面。‘我的天哪,’我說,‘我們怎么能花得完呢?’花錢根本沒有限制,也沒有人需要對它負責,棒極了。”引自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戰:中央情報局與藝術和文學世界》(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York: The New Press,2000,105頁。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4:《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6. 當政策協調辦公室于1948年與特別行動辦公室(Officeof Special Operations)合并以建立中央情報局時,政策協調辦公室的媒體資產同樣被吸收了進來。

7. 威斯納爾保留了最高機密的“宣傳資產庫”——它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威斯納爾的沃利策樂器(Wisner's Wurlitzer,譯注:沃利策是美國一家著名的樂器制造商,人們通常用它來指中情局的媒體宣傳。)”——一個由800多個新聞和情報實體組成的虛擬名片簿,隨時準備按威斯納爾選定的任何調子開始演奏。“該網絡包括新聞記者、專欄作家、圖書出版商、編輯、如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這樣的整個組織,以及跨越多個新聞機構的特約通訊員。”引自皮斯,《媒體與暗殺》,第300頁。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5:沃利策樂器(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8. 據一位美國中情局分析員所說,在威斯納爾運作起來幾年后,他已經“擁有了”《紐約時報》、《新聞周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其他傳媒中許多頗受尊敬的成員,再加上特約通訊員,總數達到了四百到六百人。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單獨的“行動”,調查記者德博拉·戴維斯(Deborah Davis)指出,“每個人都需要一個代號、一個現場監督員和一個現場辦公室,每年花費數萬或數十萬美元——對此從來沒有準確的會計數據。”引自德博拉·戴維斯,《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Katharine the Great: KatharineGraham and Her Washington Post Empire),第二版,Bethesda MD:National Press Inc,1987,139頁。

盜夢空間(1):中央情報局與媒體的50個事實

圖6:《凱瑟琳大帝:凱瑟琳·格拉漢姆與她的〈華盛頓郵報〉帝國》

9. 以新聞形式進行的心理行動被認為是必要的,可以影響和引導群眾觀點及精英觀點。“即使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議員甚至中情局局長本人懶得去讀中央情報局關于某個主題的報告,他們也會讀賽·蘇茲貝格、阿諾德·德波希格雷夫或斯圖爾特·阿爾索普(Cy Sulzberger, Arnaud de Borchgrave, Stewart Alsop)就同一主題的報道,對這些報道深信不疑,并留下深刻印象。”中央情報局特工邁爾斯·科普蘭(Miles Copeland)如是說。引自皮斯,《媒體與暗殺》,第301頁。

責任編輯: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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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7年03月03日 ~2017年03月04日
地點:
南鑼鼓巷地鐵站和張自忠地鐵站之間 (確認報名后,告知具體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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